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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热点】由王振华案浅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更新时间07-01 09:02 点击:


         作者: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俞永律师


2020年6月17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当庭对被告人王振华、周燕芬作出判决,以猥亵儿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振华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周燕芬有期徒刑四年。

对该判决社会反响巨大,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对王振华判决轻了,应该严惩;由于本案是不公开审理,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都没有公开,只能从判决后的相关报道中了解部分情况。庭审结束后,本案审判长回答了一些焦点问题。他指出:“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否有性器官的接触是区分强奸罪(包括奸淫幼女)与猥亵儿童罪的关键。本案中,被害人的陈述、司法鉴定意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均证明了被告人王振华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行为,但与被害人不存在性器官的接触。相关司法鉴定意见佐证了该事实。故王振华的行为系猥亵行为而非强奸行为。”而王振华本人认为无罪,坚称自己没有猥亵行为;并要上诉,要求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从报道来看,双方说法反差巨大,真相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本文也不是探讨此案,只是由此来了解一下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一些简单问题。


一、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证据制度中居于显要位置。在刑事诉讼中,定罪证明标准关系的不仅仅是案件的处理结果,更是决定一个或者多个具体的人切身利益。

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以及第200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2)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为“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在司法实践中,要求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在事实认定与证据运用上均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王振华案是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根据本案审判长的说法,庭审中,充分保障各方的诉讼权利,听取各方意见。合议庭经过慎重评议后,依法作出本案判决。但本案毕竟不能公开,是否“确实、充分”,可能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各朝代法律对证据规则有所涉猎,但多为零星、分散的规定,并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定罪证明标准。如在《唐律疏议》、《宋刑统》、《元史.刑法志》、《大明律》等对断案虽有一些规定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据众证定罪”等法定证据规则,但司法官员的自由裁判占据着主导地位,对证据的采信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基本不受法律限制,大都是依据案情和个人经验自由裁断。 

清末政府实施新政,清末修律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我国法律自此进入转型期。“自由心证”等证据理论因此被引入立法,证明标准设置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将清末制定的法律发并各司法衙门参考暂行援用。国民政府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第269条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采取自由心证的证据判断方法,相应的证明标准即为内心确信。

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在根据地时期就注重强调要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以查明案件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新中国成立后,明确了“口供只有经过仔细查对确实之后才能相信”。1979年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规定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沿用了该标准。

2010年二高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作了阐释,其中第5条将“证据确实、充分”细化为五项内容,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证据确实、充分”作了细化规定。

从古代的“明白”、“无疑”到近代“证据确凿”、“确实”、“充分”,是历史的产物与司法经验的总结,具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相应的积极作用。


三、适用中的问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大体上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等阶段。我国立法对这些诉讼环节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作了相应的规定;但不可否认,当前的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在不断总结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与完善。

对此证明标准,理论学界先后有客观真实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等观点,在此我们也无意探讨这些观点的优劣之处。只是简单的说两个小问题:1、孤证能不能定案;2、疑罪从无还是从轻。

单一证明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而必须获得其他具有信息同一性的证据支持,实践中即便法官能够从某一证据中建立确信,如果缺乏外部的印证性,也仍然不能就此作出判定。实践中一些案件尤其是“一对一”的案件经常出现证明困难,导致法院常因为证据充分性不足而难以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进而陷入“要么错放、要么错判”的悖论。我国前几年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由于事过多年,具体案件材料也没有详细披露,但在一些案件中可能会存在孤证定案的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但司法实践中,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很少,大多采取的是“疑罪从有”的做法。在大案要案中,往往强调错放罪犯会影响社会控制效果,即使证据不足也必须定罪。我国的司法政策影响到司法办案,如“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等不仅导致证据收集活动违法可能性增大,在庭审中也往往适用“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策略,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导致这两种情况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证明标准的操作问题;中央政法委在《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若司法从业人员都能严格坚持法律法规,对任何人为的干扰因素坚持说“不”,严格适用证明标准,那么,可能上述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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