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实务

Criminal Research
辩护实务

首页 > 辩护实务 > 职务职权犯罪

疑案探析 | 受贿数额认定的证据标准    日期:2019-10-23

案情回放



       农育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编职工,持有广西水产畜牧兽医局颁发的动物检疫员证,在该所民生屠宰场驻点从事屠宰检疫工作。2013年1月至5月,农育珊违反动物检疫相关规定,收受万木生、李振养等猪贩好处费,允许无《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以下简称《检疫证》)的生猪进入屠宰厂宰杀。为使生猪来源合法化,农育珊与兽医站工作人员韦法明合谋,虚开《检疫证》,致使无证生猪及其产品流入市场。在此期间,农育珊伙同他人收受万木生、李振养等猪贩贿赂款共计1710元,个人分得806元。案发后,农育珊于2013年12月2日到凭祥市人民检察院供述其收受好处费事实并退缴5.1万元,但之后在检察院的过检笔录及庭审中对这一事实又予以翻供。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育珊的行为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受贿罪。农育珊则辩称,起诉书指控的5.1万元受贿额不是事实,自己没有收那么多钱。



审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农育珊身为检疫机构检疫人员,徇私舞弊,未对动物进行检疫即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伪造检疫结果,其行为已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同时,被告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5.1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又构成受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但案发后,被告人积极退赃,量刑时酌情给予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判决被告人农育珊犯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数罪并罚,执行刑期一年零六个月,罚金十万元。被告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农育珊不服,提出上诉。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行为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罪名准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但对上诉人提出关于受贿数额辩解意见,经查,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实农育珊与兽医站工作人员于2013年1月至5月收受贿赂1368元,未达刑法规定的追诉标准,故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据此,崇左中院撤销扶绥法院刑事判决,判决上诉人农育珊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没收违法所得1368元。


       2018年7月,农育珊向崇左中院提起再审申诉,因审查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被驳回。



探讨分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对农育珊受贿数额的认定。在我国现行法律下,受贿数额决定受贿罪名是否成立及处刑档次。而受贿罪作为隐蔽型犯罪,主要以金钱为贿赂,行为人与受贿人多为一对一实施,除非留下现场证据或转账记录,难以直接确定受贿数额。因此,如何运用在案证据认定具体受贿数额是案件审判的难点和重点。


       本案涉及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业务流程。该所具有宰前检疫职能。农育珊在该所驻屠宰场站点工作,与其他驻点工作人员一起实行宰前检疫岗轮班。工作内容为查验送场生猪是否具有《检疫证》,耳标、数量是否与票证一致及是否有疫情等,如果符合检疫规定就准许生猪入场屠宰。农育珊与其他从事宰前检疫轮岗工作人员,以每头10元标准收受猪贩好处费,放行无《检疫证》的越南走私生猪入场屠宰。因只有镇兽医站有权开具《检疫证》,而入场生猪必须与《检疫证》记载一致才能开具宰后检疫证明。因此,农育珊等人与兽医站韦法明串通,后者事先准备好主要内容已填写但日期留空的《检疫证》,再由受贿人根据当日经手生猪批次情况选择头数记载相符的《检疫证》填写日期,开具虚假检疫证明,为无证生猪补齐证件。因为《检疫证》仅当天有效,虚开人必须以本人当日在岗日期作为“开证日期”。被告人以日常业务为依托进行受贿,贿赂日结且单次数额不大,为案发后受贿数额的认定增加了难度,对此需要审慎考虑。


       (一)受贿数额不应仅据受贿人和行贿人供述认定


       一审认定被告人农育珊受贿5.1万元的依据是被告人供述、行贿人证言及被告人主动退款5.1万元事实。但上述证据能否达到证明效果存疑。以证据标准看,农育珊案发后上缴5.1万元属于供述行为的一部分,不能独立证明其收受相应数额贿赂。因此,一审认定5.1万元受贿额,仅基于受贿人与行贿人供述,但这种做法并不适当。


       首先,农育珊供述与行贿人证言对受贿数额说明都属于概括式陈述,不能说明构成总和5.1万元的每笔贿赂的时间、地点、数额,证明事实不清。在检察院提交法庭的被告人供述及自书材料中,农育珊承认自己于2011年、2012年至2013年5月、2013年5月后至案发,分别收受猪贩2000元、3.4万元与1.5万元,共开具虚假的《检疫证》42份,未说明每笔具体贿赂数额多少,由谁送出,何时、何地接受。证人万木生证明,其自2008年开始代销越南生猪,为使无证生猪进厂宰杀,按前述“交费过关”模式,从2008年至2013年11月,给农育珊等驻场检疫人员每人好处费5至6万元,但给农育珊多少笔,每笔数额多少,各笔交付的时间、地点没有说明;其他猪贩证言与此类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是定罪的基本要求。事实清楚,要求定罪量刑的事实情节具体明确,当然不是指抽象的、没有具体情节的承认、肯定。而上述供述和证言缺少具体情节,显然不能达到事实清楚要求。部分证言“每人5至6万元”的表述更是对数额的估推。按常理推断,被告人及证人既然经历犯罪事实过程,在被告人承认有罪、证人愿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没有必要遮掩构成犯罪事实的具体情节;同样,被告人或者证人没有经历犯罪事实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也就不可能如实反映具体情节。如果不要求具体情节,可能纵容假证。要求被告人或证人比较具体地陈述犯罪事实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排除基于各种原因的虚假陈述。因此,仅靠农育珊和相关证人的概括式自认及证言不能认定受贿数额。


       其次,以被告人供述和行贿人证言确定受贿数额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要求。第一,农育珊在一审庭审时以受诱供为由翻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条规定:“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应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五)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反复及出现反复的原因”,因农育珊声明受到诱供,其之前供述证明力已经削弱。第二,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并不能得到本案其他证据印证。被指为农育珊虚开的42份《检疫证》涉及生猪254头,无法证明指控5.1万元受贿额,且该证明又与其他在案证据—宰前检疫岗位值班安排表及签到表存在冲突,42份《检疫证》中相当部分开证期不在农育珊的安排值班日与实际签到日内。也就是说,这部分证明农育珊受贿数额的《检疫证》由其不在岗时虚开。但被告人当天不从事宰前检疫,也就不具备收受贿赂职权和开证可能,其证明力存疑。在被告人供述证明力不足,且唯一能印证主观证据内容的检疫证明又与其他客观证据存在冲突的前提下,仅以供述和证言认定受贿数额不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要求。


       (二)证明受贿数额证据应指向具体事实且相互印证


       本案中《检疫证》因记载应检批次走私生猪数和日期,是唯一能够核实农育珊单次具体受贿情况的书证。相较笼统说明受贿数额的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检疫证明更适合作为确定受贿数额的依据。通过核实每份检疫证明的证明力,就能确定被告人单次受贿数额事实,进而累加得出受贿总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对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审查判断。”因此,确定每份检疫证明的证明力,需要综合全案证据,查证其是否能得到其他证据印证。二审法院将在案扣押42份《检疫证》与农育珊值班排期表、值班签到表比对,确定19份检疫证明由被告人虚开,其他23份检疫证明因无法证明由其本人所开不予采纳。19份检疫证明涉及走私生猪171头,再结合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认定农育珊受贿1368元(171×8=1368。猪贩为过关就每头猪上交的10元中,2元上交财政,故实际受贿额以每头8元记)。19份检疫证明虚开时间与农育珊值班排期、值班签到日期对应,其记载生猪头数作为计算单笔受贿额依据得到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印证。以虚开《检疫证》为中心,在案证据形成证明受贿数额证据链。二审法院在上述证据基础上,确保受贿数额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在实际认定数额基础上,否定农育珊受贿罪,纠正一审法院判决,体现刑法谦益性和疑罪从无精神。


       类似走私生猪入场屠宰的行贿行为往往多次发生,单笔贿额小,案发后确定具体受贿额难度大,但不能因此降低罪行证明标准。一方面,不能因为行贿次数多、数额琐细就以主观证据估推认定受贿数额,数额认定仍应达到事实具体明确要求;另一方面,确定受贿数额要坚持主客观证据结合,以客观证据为重,确保证据间形成证据链。此类贿赂试图达到将行贿人非法业务以合法形式处理的目的,必然在公务部门业务记录中留下痕迹。以此为突破,可以实现对受贿额确证,这也是该案对类似案件处理的借鉴之处。


NzA/GoxjdvhPxex7pM0MK1yitgxEd9q7qbqxH3t0V3hGFHZkeYFirL7ISMkLnQRmdyXNqwEUi13fgoH0aue8YjS5/Vq1UFr0EODqfu/1MdP9Mkspqeq6DQ==